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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视频 | 敬胜则吉—清帝宝玺御赏

2017-06-02 北京保利拍卖

禹贡——敬胜怠者吉古董珍玩之夜

预展时间：6月1日—5日

预展地点：全国农业展览馆

拍卖时间：6月6日（星期二）

拍卖地点：北京四季酒店A厅

禹贡——

敬胜怠者吉古董珍玩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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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5110

清乾隆

昌化鸡血石苍龙教子钮宝玺“敬胜怠”

AN IMPERIAL AND MAGNIFICENT FINELY CARVED HELIOTROPE SOAPSTONE WITH DRAGONS 'JING SHENG DAI' SEAL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11×6cm，H8.6cm

RMB 15,000,000-25,000,000

竞投本件拍品，请与本公司有关业务人员联系提前办理特殊竞投号牌。

备注：法国藏家旧藏

著录：《清代帝后宝玺印谱》第五册乾隆卷一，页八

左：印面

中：印文

右：《清代帝后宝玺印谱》第五册乾隆卷一，页八

关于乾隆帝昌化石“敬胜怠”玺

郭福祥

北京保利拍卖公司近日征集到一方乾隆皇帝的敬胜怠玺。此方清代乾隆皇帝的“敬胜怠”玺，昌化石质地，随形圆雕苍龙教子钮，通高8.5厘米，印面长11厘米，宽6厘米，印文为阳文“敬胜怠”三字，印文左右两边各有龙纹环绕。此玺在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宝薮》中有明确著录，经与实物比对，无论是体量，还是篆法布局都与《宝薮》中的记载相合。据《乾隆宝薮》著录，该玺与“惟精惟一”和“乾隆宸翰”两方压脚章组成三方一套的组玺，存于同一印匣中。标注的质地为“寿山石”，实物与著录的质地存在差异，对此后面将予以分析。本文主要考察此玺的三个问题。

一、乾隆皇帝“敬胜怠”玺印文之选取

乾隆皇帝宝玺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择取玺文的渠道多种多样,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渠道是丰富的中国古代经史典籍。乾隆皇帝十分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自觉地利用儒家思想塑造自己，一生博览群书，好学不倦，他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在其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反映，在其宝玺中亦有充分的体现。他的许多玺文直接或间接出自经史典籍，特别是一些与治国理政和道德修养有关的宝玺玺文，多从《论语》、《诗经》、《尚书》、《周易》、《礼记》等儒家经典中择取。此方“敬胜怠”玺也是如此。

“敬胜怠”语出《大戴礼记•武王践阼》：“武王践阼三日，召士大夫而问焉，曰：‘恶有藏之约，行之行，万世可以为子孙恒者乎?’诸大夫对曰：‘未得闻也。’然后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齐矣。’三日，王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负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师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西行，折而南，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藏之约，行之行，可以为子孙恒者，此言之谓也。” 由上可知“敬胜怠”一词是姜尚用来训诫周武王的，后来则被历代帝王奉为治国安邦的圭臬，乾隆皇帝也不例外。

第十四简武王践阼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乾隆皇帝对于《丹书》中的这段话和“敬胜怠”有他自己的理解，这就是要处理好敬与怠、义与欲的关系，无论对天地神明，还是对人对事，都要保持虔敬的态度，这是人君临驭天下的重要法则。早在皇子时期，他就认为人之立身，以至诚为本，若达至诚之域，就要择善固执，克己慎独，常怀“敬胜怠”之心。继位以后，他常常就“敬胜怠”发表意见，认为“敬胜怠”就是要有所畏惧，为君者“万几待理，知惧鲜失。惟敬胜怠，动获贞吉。”在平日处理政事时，也是“念彼劳始逸，勖此敬胜怠。”

他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提及“敬胜怠”，阐述其义理，还亲笔御书“敬胜怠”三字制作匾额，悬挂于圆明园方壶胜境景区的宜春殿内。更以“敬胜怠”三字作为印文，刻制了此方御用宝玺。之所以如此，与乾隆皇帝将“敬胜怠”作为对自己的鞭策，以此时时警醒自己有密切关系。正如他自己所说：“夫天子宸章，择言镌玺，以示自警，正也。”此方“敬胜怠”玺，即是乾隆皇帝的自警之作。

二、关于“敬胜怠”玺的材质和印钮雕刻

前面已经提到，此方“敬胜怠”玺在《乾隆宝薮》的著录中是与“惟精惟一”和“乾隆宸翰”两方压脚章一起组成三方一套的组玺，存放于同一印匣中，并标注质地为“寿山石”。而此方“敬胜怠”玺实物的质地却是昌化石，与著录的材质存在明显差异，这是考察此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左：

清乾隆昌化石宝玺“乾隆宸翰”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右：

清乾隆昌化石宝玺“惟精惟一”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按照乾隆宝玺制作通常的规律，像这种三方一套的组玺，在材质上基本都是相同的，最起码也是相近的。只要我们找到在《乾隆宝薮》中著录的与此“敬胜怠”玺同装一匣的另外两方“乾隆宸翰”和“惟精惟一”玺，根据该两方玺的材质，就可以做出基本的判断。非常幸运的是，另外这两方宝玺现都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且都在《明清帝后宝玺》一书中发表过。

“乾隆宸翰”玺，昌化石质，通高15.2厘米、印面8 .4厘米见方，阳文篆书。所用昌化石质地极温润。雕刻者依据材质表面的不同色彩，巧妙构思，精心布局，雕刻出南国水乡的迷人景色。印体四周山石间有多处当时人题记，其中前面石上作者题：“莲塘三十里，四面起清风。鸳鸯飞不去，只在藕花中。己卯夏日过西湖，见莲花烂漫，摹之于石，以博大雅一哂云尔。存斋闻远制。”可知该印之雕刻出自康熙时期的篆刻家卫闻远之手，取材于西湖景色，雕刻的时间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惟精惟一”玺，也是昌化石质，通高11.9厘米，印面6.9厘米见方，阴文篆书。印石青黄色中带有血斑，雕刻者利用印材缤纷的天然石色，随形雕刻祥云飞鹤，断崖千尺，江流之上扁舟一棹，是典型的夜游赤壁之情境。印体背面和右侧行草《后赤壁赋》全文，署款“可斋”。可知此作品的雕刻者也是生活于康熙时期的文人篆刻家。

从这两方印的雕刻和署款可知，这两方印章都是清早期民间文人的作品，不知通过甚么途径为宫廷所收藏。但明显的事实是，这两方印章在早于乾隆皇帝继位之前就已经进入宫廷。乾隆继位以后，要用这两方原藏于宫中的文人雕刻印料制作御用玺印，但只有两方，还缺少一枚引首章，于是就根据这两方印的材质，选取了一方与其相同材质的印料，让造办处的工匠雕刻了苍龙教子钮，配成一组。由于已有的两方印都是昌化石，故新配的引首章也选用了相同的昌化石，这非常符合乾隆时期三方一套组玺在印材选取上的通常做法。

至于《乾隆宝薮》中为甚么把这三方昌化石宝玺都标注为寿山石，可能和当时宫廷负责宝玺管理的人员对印石材质判定的水准有关。由于当时对各种印章石材的区分并不十分明确，加之宫廷用于雕刻御用玺印的石材又绝大部分是寿山石，出现这种误定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材质认定错误的情况在《乾隆宝薮》中并非孤例，如将碧玉写成青玉等。

通过对此组三方宝玺的对比观察，此方“敬胜怠”玺与“乾隆宸翰”和“惟精惟一”在印钮雕刻方面存在明显差别。“乾隆宸翰”和“惟精惟一”的印钮雕刻是清早期民间文人典型的清雅风格，而此方“敬胜怠”玺的苍龙教子钮则显现出宫廷御用玺印的造型特点和皇家气息。该玺通体雕刻云龙，并利用印石青黄两色，将苍龙布局在青色部分，幼龙布置在黄色部分。苍龙五爪，体型巨硕，威猛有力，龙头位于印体顶端，占据印体的绝大部分空间。幼龙则三爪，位于印体侧面，回首顾盼，与苍龙形成呼应。从雕工和风格看，是典型的清宫造办处工匠的作品。

三、关于“敬胜怠”玺的钤用组合

清漪园（今颐和园）的宝亭前的一座三门三楼石坊

此玺在具体使用时也有一些特殊之处。按照乾隆皇帝通常的御书玺印钤用规律，成组的御用玺印在钤印时基本上都是同匣中的各玺固定搭配钤用，也就是说，此方“敬胜怠”玺应该和“乾隆宸翰”和“惟精惟一”配合使用。但在实际留存下来的此玺钤印实例中，又基本上都没有和原本一匣的“乾隆宸翰”和“惟精惟一”一起钤用，而是和另外两方“乾隆御笔”和“所宝惟贤”组合。比如在《石渠宝笈》续编中著录的乾隆帝《御临董其昌节书通书》轴、三编中著录的《高宗纯皇帝御临董其昌书兰亭》轴、《高宗纯皇帝御笔仿黄庭坚书东坡墨戏赋》轴中，都注明本幅“钤宝三：‘敬胜怠’、‘乾隆御笔’、‘所宝惟贤’。”检阅《乾隆宝薮》，乾隆一生只刻制过这一方“敬胜怠”玺，因此这些乾隆御笔上所钤的“敬胜怠”玺无疑就是现在我们见到的这方。那么，与其相互配合使用的“乾隆御笔”和“所宝惟贤”又是怎样的两方玺呢？我们在颐和园宝云阁前石牌坊上的乾隆御笔对联中发现了同样的钤印组合，其中的引首章正是此方“敬胜怠”玺，这使我们得到了与其相配使用的“乾隆御笔”和“所宝惟贤”两玺的具体信息。其中“乾隆御笔”印面8.4厘米见方，“所宝惟贤”印面8.5厘米见方，都比原匣中的压脚章大。此方“敬胜怠”玺印面长11厘米，而与其同匣的“惟精惟一”玺印面却只有6.9厘米见方，印面大小差别明显，同幅钤用就会显得不太协调。所以改与印面8.5厘米见方的“乾隆御笔”和“所宝惟贤”组合钤用，在尺度比例上显然更为合适。这是目前比较合理的解释。从中也可以看出乾隆时期御用玺印在钤用时还是比较严谨和规矩的。

参考

[清]王聘珍撰：《大戴礼记解诂》卷6，“武王践阼第五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清]弘历：《乐善堂全集定本》卷1，“立身以至诚为本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清]弘历：《御制文初集》卷26，“七情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清]弘历：《御制文二集》卷73，“御门日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清]于敏中等编纂：《钦定日下旧闻考》卷82。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徐启宪、李文善主编：《明清帝后宝玺》页213、215。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Lot5108

清乾隆缠丝南红玛瑙朱雀钮宝玺“丛云”

AN IMPERIAL AND VERY RARE FINELY CARVED AGATE 'CONG YUN' SEAL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1.7×1.1，H2.8cm

RMB 1,800,000-2,800,000

著录：

1.《清代帝后宝玺印谱》第五册乾隆卷一，页四十；

2.《清代帝后宝玺印谱》第八册嘉庆卷一，页六十；

3.《清代帝后宝玺印谱》第十册道光卷，页七十六。

左：印面

中：印文

右：《清代帝后宝玺印谱》第十册道光卷，页七十六

关于乾隆帝“丛云”玛瑙小玺

郭福祥

在清宫，印章是十分重要的文房用品，它和帝后的日常文化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展阅御府书画，钤于其上的林林总总的各式帝后印章显示出它们各自流传的经历，观摩之余，总能给人一种别样的享受。环视宫中殿宇，鲜活的帝后印章遗迹更是比比皆是，它们与众多的牌、匾、联、额一起，构成了宫殿建筑室内外装饰装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玺印及其使用遗迹广泛分布于各类宫廷文物之中，成为宫廷收藏的重要鉴别依据。尤其是乾隆皇帝，一生刻制了大量宝玺，或用于御笔书画的钤盖，或用于书画和典籍的鉴藏标识，成为此一时期宫廷文化繁盛的重要物证。其中有一类通用小玺，它们基本上制作于乾隆早期，形态多样，印文多为吉祥词句或成语，使用频率很高，并且继续被后来的嘉庆皇帝和道光皇帝所使用。此方“丛云”小玺就是其中之一。

此玺玛瑙质地，圆雕朱雀钮，通高2.7厘米，印面宽1.05厘米，厚1.65厘米，印文为阳文“丛云”二字。在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宝薮》、《嘉庆宝薮》和《道光宝薮》中都有明确著录，经与实物比对，无论是材质、体量，还是篆法布局都与《宝薮》中的记载完全相合，可以确定此玺为乾隆皇帝宝玺的真品。这里将有关此方小玺的资料胪列于后，并略作分析，以便于有兴趣者鉴赏之。

关于皇帝御书钤用宝玺的印文，乾隆皇帝曾有过相当精辟的论述。他说：“夫天子宸章，择言镌玺，以示自警，正也。即偶寓意别裁，然近玩物，不足为训。”认为皇帝的印章要充分体现自己的性情和意志，要有感而发，有针对性地刻制，从而起到警示自己鞭策自己的作用。他同时还给出了一些可为典则的实例：“如皇祖之‘戒之在得’、皇考之‘朝乾夕惕’、朕之‘犹日孜孜’，莫非寓戒慎之意。”而此方“丛云”小玺的印文从字面上来看显然不具有这样的意义，应属于“寓意别裁”之列。但选取这样的文字刻制宝玺对乾隆皇帝而言也并非毫无缘由，而是有其原因的。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夜，雍正皇帝病逝，二十五岁的皇四子弘历继承皇位。九月三日，弘历在太和殿登基，大赦天下，宣布明年为乾隆元年。弘历也同时移住养心殿，成为养心殿新的主人。继位后不久，乾隆皇帝便开始了对养心殿的改造，这一工程至乾隆元年（1736）年底基本完成。在现存关于养心殿改造工程的档案中，有这样一条记录：乾隆元年“十月初六日首领夏安来说，宫殿监都领侍苏培盛交：养心殿西暖阁仙楼上用御笔‘长春书屋’匾文一张、‘丛云’匾文一张……。传旨：‘长春书屋’匾文著做红蝠流云边匾一面，‘丛云’匾文做着色石榴式匾一面……。于本日首领夏安、太监张良栋交出御笔挑山一张、对三副、福字一张、戴临敬书横批一张，其匾文二张俟拟准之日另行交出，钦此。于十月初七日首领夏安持来着色石榴式匾小纸样一张，宫殿监都领侍苏培盛奉旨：‘丛云’匾做石榴式样，着郎世宁画，钦此。于十一月十三日做得长春书屋匾、对等件并托裱挑山、福字等，柏唐阿图拉、拴住持进悬挂、贴落讫。” 其中明确记载当时乾隆皇帝为养心殿西暖阁仙楼题写了一块“丛云”匾额，并在乾隆皇帝的直接授意下设计成石榴式样，由当时在宫廷服务的著名传教士画家郎世宁执笔绘制。说明早在乾隆元年，乾隆皇帝就为养心殿西暖阁题写了“丛云”匾额。该匾额在后来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编辑完成的《国朝宫史》相关部分中没有收录，极有可能那个时候该匾已经不在此处。可能的去向就是圆明园中的保合太和殿，因为在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钦定日下旧闻考》中记载，在圆明园保合太和殿西暖阁内就悬挂有一块“丛云”匾额。我们知道，乾隆时期许多御用宝玺的印文来自于他为各个宫殿题写的匾联，如“得句因新意”、“耽书是宿缘”玺就是乾隆皇帝为弘德殿题写的对联，“新藻发春妍”玺则是他为养性斋题写的对联。而“朗润”、“鉴古”、“芝田”小玺则来自于他为建福宫各殿题写的匾额。出于同样的做法和思路，乾隆皇帝用为养心殿题写的“丛云”匾的匾文刻制小玺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清高宗御题邹一桂花卉册（局部及钤盖处）《刘益谦、王薇夫妇藏重要中国书画精品集》p94-95

从现有的资料可知乾隆皇帝曾经刻制了不止一方“丛云”玺，而最早的“丛云”宝玺刻制记录是在乾隆三年（1738）。这一年四月“初六日，司库刘山久、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毛团、高玉交白玉套图章一件。传旨：着照样做一件，钦此。于本年六月初一日司库刘山久、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将做得白玉套图章一件，并原样一件持进交太监毛团、高玉呈览。奉旨：将原样留下。其新做图章外层上圆著刻‘惟精惟一’，下方刻‘所宝惟贤’。二层上圆刻‘乾隆宸翰’，下方刻‘丛云’。三层上圆刻‘旰食宵衣’，下方刻‘人情为田’。先篆样呈览，准时再刻。钦此。于本年七月初十日司库刘山久、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将画得上圆‘惟精惟一’阳文、阴文，‘乾隆宸翰’阳文、阴文，‘旰食宵衣’阳文、阴文。下方‘所宝惟贤’阳文、阴文，‘人情为田’阳文、阴文图章纸样一张，持进交太监毛团、胡世杰、高玉呈览。奉旨：第一层上圆‘惟精惟一’准镌刻阳文，下方‘所宝惟贤’准镌刻阴文。第二层上圆‘乾隆宸翰’准镌刻阴文，下方‘丛云’准镌刻阳文。第三层上圆‘旰食宵衣’准镌刻阳文，下方‘人情为田’准镌刻阴文。钦此。于乾隆四年五月十八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将做得白玉套图章一方持进交太监高玉呈进讫。” 这方白玉“丛云”玺是一组三层套印中的一方，于乾隆四年五月完成并使用。而此方玛瑙“丛云”小玺没有相关的制作记录，具体的制作时间也不清楚。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册乾隆皇帝于乾隆九年（1744）以前创作的《御笔秋英诗画合璧》册，内绘葵、海棠、菊、桂、兰、石竹六种秋季花卉，每种又配以对幅诗文，其中在桂花一开的画幅右侧钤此“丛云”玺，应该是该册创作后不久钤盖上去的。由此可以推断此方玛瑙“丛云”小玺制作于乾隆九年以前，属于乾隆皇帝的早期御用小玺。

高宗纯皇帝御笔皋塗精舍诗李世倬绘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著录于《钦定石渠宝笈三编》卷二十五

据不完全统计，仅《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收录的作品中就有超过80件钤盖此方小玺，如果加上已知的没有被《石渠宝笈》著录的钤盖有此玺的作品，总数当在百件以上，应该说此玺的使用频率是相当高的。通过对以上作品钤用状况的分析，可以得知此玺的钤盖使用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作为乾隆皇帝御笔书法和题记上的引首章使用。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李世倬《皋涂精舍图》轴中，有乾隆十二年题诗两首及三十二年、三十四年题诗各一首，其中乾隆十二年《丁卯暮春五日游玉华寺皋涂精舍有作》题诗中，起首部分即钤此玺。是为此玺用作御笔引首章之一例。二是作为御笔书法和题记上的压脚章使用，或单独或与其他小玺配合钤用。如《石渠宝笈》著录的《董邦达田盘胜概图册》中，在第三幅“层岩飞翠”和第十一幅“舞剑台”的乾隆御题诗后面都钤有此玺，是为用作压脚章之一例。三是在小幅御笔书画上钤用，这种情况一般根据书画上的空余之处相机钤盖，可左可右，可上可下，在位置上没有固定的格式要求。钤用的实例除了前面提到的台北故宫藏《御笔秋英诗画合璧》册外，台北故宫所藏《题明董其昌杂书》册中也有使用。此册最末一幅有乾隆十一年（1746）御笔对董其昌书法运实于虚的心得和仿董其昌米家山水画，画幅右下角即钤此玺。四是作为骑缝章钤用，这种用法在乾隆时期宫廷书画收藏的装裱中相当普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御笔《仿李迪鸡雏待饲图》，在“絜矩民天”引首纸与画心纸之间的隔水接缝处上钤“聊以观生意”玺，下钤“丛云”玺。又如台北故宫藏乾隆御笔《御临王献之书洛神赋十三行并图》中，在每开的画心与裱边的四角接缝处都各钤一不同的小玺，此方“丛云”小玺即被钤盖在首开的右下角接缝处。而一些宫廷收藏的古代书画名作，在乾隆时期宫廷重新装裱后，在各部分与隔水的接缝处，或者在画心纸绢的接缝处，多钤盖乾隆皇帝的小玺，此方“丛云”小玺也往往在其中。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冯承素摹《王羲之神龙本兰亭序》、顾恺之《洛神赋图》卷等都是如此。这种钤盖有骑缝小玺的作品，通过小玺的钤盖将装裱的各个部分连在一起，以后一旦重裱或割裂，钤盖的小玺便被破坏，无法保持装裱的完整。或许这种在裱边或绢纸接缝处钤盖骑缝小玺的做法，更多的是出于保持乾隆宫廷原装原裱的完整度和持久性而采取的措施。

此方小玺在乾隆、嘉庆、道光宝薮中都注明材质为玛瑙，这与实物是一致的。将该玺印面与三帝宝薮中的印本对比，印面残损的过程一目了然，状况与实物也非常一致。该玺之材料色彩丰富，下部为红白相间的纹理，切割成印体，上部利用红色雕刻一只朱雀，似浮于水面之上，翅膀、羽毛、头部雕刻精细，栩栩如生。印体中上部四周刻一道弦纹和卷叶纹，线条有力而流畅。该玺俏色运用得当，显示出制作者很好的设计和对印料的掌控能力，体量不大，但显得极为可爱。

综上所述，该玺是乾隆皇帝早期御用小玺之一，在乾隆御笔书画和清宫收藏的古书画上曾广泛钤用。对它的考察，可以丰富我们对此类小玺的认识。

Lot5109

清乾隆汉玉螭龙钮宝玺“如水如镜”

AN IMPERIAL AND FONELY CARVED WHITE JADE CHI-DRAGON 'RU SHUI RU JING' SEAL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2.5×1.5cm，H2.6cm

RMB 3,000,000-5,000,000

著录：《清代帝后宝玺印谱》第五册乾隆卷一，页二十六

左：印面

中：印文

右：《清代帝后宝玺印谱》第五册乾隆卷一，页二十六

Lot5111

清嘉庆白玉瑞兽钮宝玺“富春楼”

AN IMPERIAL AND RARE FINELY CARVED WHITE JADE 'FU CHUN LOU' SEAL

Jiaqing Period, Qing Dynasty

3.9×2.6cm，H5.7cm

RMB 3,500,000-5,500,000

备注：法国重要私人旧藏

着录：《清代帝后宝玺印谱》第九册嘉庆卷二，页一五四；

出版：林芳吟主编《三山五园文化巡展·圆明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II-13

左：印面

中：印文

右：《清代帝后宝玺印谱》第九册嘉庆卷二，页一五四

圆明园四十景之勤政亲贤

艺术体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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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保利春季拍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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